文，孙未

二零一八年的夏天，我住在瑞士法语区日内瓦附近的拉维尼城堡里，和我住在一起的有一位法国女诗人、一位瑞士的女小说家和一位秘鲁的男诗人。城堡周围是原野，有果园和葡萄酒庄，更多的是荒地，有可以听见声响却找不到踪迹的河流。那个夏天史无前例地炎热，鼓胀起来的云朵沉到地面上，天空变得奇异地高远，我们自己理发，我们每天清晨与傍晚在原野里一起走长长的路寻找写作的思绪。在原野里，路显得并不重要，只要望着地标一路笔直走过去就是了，如果现实生活的一切变得这么简单就好了。
有时候我们步行一个半小时，就可以走到日内瓦湖边，跳进湖里游一会儿泳再步行回来。湖水就像梦境中最深最甜的所在，清澈可见万物。这段行程需要认路，我们的视力眺望不到这么远，只有靠法国诗人姑娘带路，她是我们中间方向感最好的，她说每当她闭起眼睛，感觉自己脊椎骨的位置，就可以准确地识别方向，这是人类在婴儿期就有的功能，成人之后反而需要指南针啊，GPS什么的。
步行与写作之余，我们总是坐在城堡巨大的露台上一起吃早餐和晚餐，露台是一片玫瑰园，玫瑰永远盛放，餐桌上的冰桶里永远插着一支不同品种的白葡萄酒或者桃红葡萄酒，一边摆着烛台和火柴。从这片小小的高台我们眺望原野，在原野的另一头是日内瓦城市背后的起伏山峦，还可以望见城市中央的巨型喷泉，看上去只有一根火柴这么细小。日落时分，原野里零落的灯光亮起来，星罗棋布，远方的日内瓦则有如妇人袖珍的珠宝盒闪闪发亮，而头顶的星河恍若烈日。
正如每一回在欧洲参加的作家聚会一样，在我们聊写作聊了太久之后，话题总会落到一些终极问题的讨论上。诸如在拉维尼城堡里，我们争论着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幻的？这个问题把我们分割成了两派，每一阵营恰好两人，我们像孩子一样热枕地辩论，用各种证据或推理来证实自己的观点。这场辩论成为了《信徒》的缘起。
有趣的是，即便这个世界本身是真实的，人类也依然在把这个世界当做一个造梦工厂，为了各种目的制造着宏大的幻觉，将一些虚构故事经年累月地讲下去，讲得越来越辉煌绚丽神乎其神。跟随着权威与大多数人信仰幻觉是一种安全的生活，但是谁也不知道幻觉哪一天会突然坍塌，也许很多人原本也明白幻觉之为幻觉，不知道出于怎样的自信，他们相信自己会是侥幸躲过坍塌的那一群人。
我还记得那年夏天恰好是对天文学非常有意义的日子，我们迎来了二十一世纪最长的月食，是红色月全食，还有与月食只相隔几天的流星雨。我们从各自的房间把毯子抱出来，抱着走到原野中央，铺开毯子躺下来，躺在星空之下等候那些奇妙的时刻。我们的眼睛因为长时间凝视星河而模糊，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视网膜上的影子，哪些是光年之外的闪烁。
在那个炎热的夏天，我在手机备忘录里用密码一般的字句记录着大自然幻景的片段。大自然是人类世界的隐喻，我们亲眼看见的未必就是真实的，我们没有看见的未必就不存在，我们可以借助更庞大的逻辑来看清世界原本的面貌，也可以借助我们从婴儿时期就携带而来的脊椎骨来判断真实的方向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写作多年，我还从来没有尝试过科幻小说，《信徒》算是我的科幻处女作了，请恕我老来装嫩使用这个词。
拉维尼庄园与日内瓦是精致的所在，遍地的玫瑰和日内瓦湖过分平静的波纹总让我觉得有几分不自在，那一年别过日内瓦之后，我前往北欧拉脱维亚的文斯皮尔兹领一个小说类的奖项，那已经是初秋，趟过漫长的酷热，一次又一次原野上漫长的步行，我终于走到波罗的海的海边，巨浪敲击灯塔，海鸟在飓风中逆向而行，我几乎可以听见它们翅膀上羽毛折断的声音，我在风沙中睁不开眼睛。
我想到我们这些写字的人，终其一生追求描摹人类真实不虚的生活，迷恋在前行与被阻挡的过程中感受这种也许无意义的力量的角力。如今我已经将要步入老年，依然愿意这么像孩子一样热枕地生活着，一路向前，越过人世间千万条弯曲的路，从不愿意迷失自己的方向。

2020年7月9日疫情期间，写于德国乡间